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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瑞宣刚一进门，祁老人便轻声的告诉他：“小顺儿的妈惹了祸喽！”瑞宣吓了一跳。他晓得韵梅不是随便惹祸的人，而不肯惹事的人若一旦惹出事来，才不好办。“怎么啦？”他急切的问。

老人把槐树下的一场战争详细的说了一遍。

瑞宣笑了笑：“放心吧，爷爷，没事，没事！教小顺儿练练打架也好！”

祁老人不大明白孙子的心意，也不十分高兴孙子这种轻描淡写的态度。在他看，他应当领着重孙子到一号去道歉。当八国联军攻入北平的时候，他正是个青年人，他看惯了连王公大臣，甚至于西太后与皇帝，都是不敢招惹外国人的。现在，日本人又攻入了北平，他以为今天的情形理当和四十年前一个样！可是，他没再说什么，他不便因自己的小心而和孙子拌几句嘴。

韵梅也报告了一遍，她的话与神气都比祖父的更有声有色。她的怒气还没完全消散，她的眼很亮，颧骨上红着两小块。瑞宣听罢，也笑一笑。他不愿把这件小事放在心里。

可是，他不能不觉到一高兴。他没想到韵梅会那么激愤，那么勇敢。他不止满意她的举动，而且觉得应当佩服她。由她这个小小的表现，他看出来：无论怎么老实的人，被逼得无可奈何的时候，也会反抗。他觉得韵梅的举动，在本质上说，几乎可与钱先生，钱仲石，刘师傅的反抗归到一类去了。不错，他看见了冠晓荷与瑞丰，可是也看见了钱先生与瑞全。在黑暗中，才更切迫的需要光明。正因为中国被侵略了，中国人才会睁开眼，起自己心上的灯！

一个夏天，他的心老浸渍在愁苦中，大的小的事都使他难堪与不安。他几乎忘了怎样发笑。使馆中的暑假没有学校中的那么长，他失去了往年夏天到图书馆去读书的机会，虽然他也晓得，即使能有那个机会，他是否能安心的读书，还是个问题。当他早晨和下午出入家门的时候，十回倒有八回，他要碰到那两个日本男人。不错，自从南京陷落，北平就增加了许多日本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遇见他们；可是，在自己的胡同里遇见他们，仿佛就另有一种难堪。遇上他们，他不知怎样才好。他不屑于向他们头或鞠躬，可是也不便怒目相视。他只好在要出门或要进胡同口的时候，先四下里观观风。假若他们在前面，他便放慢了脚步；他们在后面，他便快走几步。这虽是小事，可是他觉到别扭；还不是别扭，而是失去了出入的自由。他还知道，日子一多，他的故意躲避他们，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而日本人，不管是干什么的，都也必是侦探！

在星期天，他就特别难过。小顺儿和妞子一个劲儿吵嚷：“爸！玩玩去！多少日子没上公园看猴子去啦！上万牲园也好哇，坐电车，出城，看大象！”他没法拒绝小儿女们的要求，可是也知道：公园，北海，天坛，万牲园，在星期日，完全是日本人的世界。日本女的，那些永远含笑的小磁娃娃，都打扮得漂亮，抱着或背着小孩，提着酒瓶与食盒；日本男人，那些永远用眼角撩人的家伙，也打扮起来，或故意不打扮起来，空着手，带着他们永远作奴隶的女人，和跳跳钻钻的男孩子，成群打伙的去到各处公园，占据着风景或花木最好的地方，表现他们的侵略力量。他们都带着酒，酒使小人物觉得伟大。酒后，他们到处发疯，东倒西晃的把酒瓶掷在马路当中或花池里。

同时，那些无聊的男女，象大赤包与瑞丰，也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在公园里挤来挤去。他们穿得讲究，笑得无聊，会吃会喝，还会在日本男女占据住的地方去表演九十度的鞠躬。他们仿佛很高兴表示出他们的文化，亡国的文化，好教日本人放胆侵略。最触目伤心的是那些在亡城以前就是公子哥儿，在亡城以后，还无动于衷的青年，还携带着爱人，划着船，或搂着腰，口中唱着情歌。他们的钱教他们只知道购买快乐，而忘了还有个快亡了的国。

瑞宣不忍看见这些现象。他只好闷在家里，一语不发的熬过去星期日。他觉得很对不起小顺儿与妞子，但是没有好的办法。

好容易熬过星期日，星期一去办公又是一个难关。他无法躲避富善先生。富善先生在暑假里也不肯离开北平。他以为北平本身就是消暑的最好的地方。青岛，莫干山，北戴河？“噗！”他先喷一口气。“那些地方根本不象中国！假若我愿意看洋房子和洋事，我不会回英国吗？”他不走。他觉得中海北海的莲花，中山公园的芍药，和他自己的小园中的丁香，石榴，夹竹桃，和杂花，就够他享受的了。“北平本身就是一朵大花，”他说：“紫禁城和三海是花心，其余的地方是花瓣和花萼，北海的白塔是挺入天空的雄蕊！它本身就是一朵花，况且它到处还有树与花草呢！”

他不肯去消暑，所以即使没有公事可办，他也要到使馆来看一看。他一来，就总给瑞宣的“心病”上再戳几个小伤口儿。

“噢喉！安庆也丢了！”富善先生劈面就这么告诉瑞宣。

富善先生，真的，并没有意思教瑞宣难堪。他是真关心中国，而不由的就把当日的新闻提供出来。他绝不是幸灾乐祸，愿意听和愿意说中国失败的消息。可是，在瑞宣呢，即使他十分了解富善先生，他也觉得富善先生的话里是有个很硬的刺儿。况且，“噢喉！马当要塞也完了！”“噢喉，九江巷战了！”“噢喉！六安又丢了！”接二连三的，隔不了几天就有一个坏消息，真使瑞宣没法抬起头来。他得低着头，承认那是事实，不敢再大大方方的正眼看富善先生。

他有许多话去解释中日的战争绝不是短期间能结束的，那么，只要打下去，中国就会有极大的希望。每一次听到富善先生的报告，他就想拿出他的在心中转过几百几千回的话，说给富善先生。可是，他又准知老先生好辩论，而且在辩论的时候，老先生是会把同情中国的心暂时收藏起去，而毒狠的批评中国的一切的。老先生是有为辩论而辩论的毛病的。老先生会把他的——瑞宣的——理论与看法叫作“近乎迷信的成见”！

因此，他严闭起口来，拦住他心中的话往外泛溢。这使他憋得慌，可是到底还比和富善先生针锋相对的舌战强一些。他知道，一个英国人，即使是一个喜爱东方的英国人，象富善先生，必定是重实际的。象火一样的革命理论，与革命行为，可以出自俄国，法国，与爱尔兰，而绝不会产生在英国。英国人永远不作梦想。这样，瑞宣心中的话，若是说出来，只能得到富善先生的冷笑与摇头，因为他的话是一个老大的国家想用反抗的精神，一下子返老还童，也就必定被富善先生视为梦想。他不愿多费唇舌，而落个说梦话。

这样把话藏起来，他就更觉得它们的珍贵。他以为《正气歌》与岳武穆的《满江红》大概就是这么作出来的——把压在心里的愤怒与不便对别人说的信仰压成了每一颗都有个花的许多块钻石。可是，他也知道，在它们成为钻石之前，他是要感到孤寂与苦闷的。

和平的谣言很多。北平的报纸一致的鼓吹和平，各国的外交界的人们也几乎都相信只要日本人攻到武汉，国民政府是不会再迁都的。连富善先生也以为和平就在不远。他不喜欢日本人，可是他以为他所喜爱的中国人能少流血，也不错。他把这个意思暗示给瑞宣好几次，瑞宣都没有出声。在瑞宣看，这次若是和了，不久日本就会发动第二次的侵略；而日本的再侵略不但要杀更多的中国人，而且必定把英美人也赶出中国去。瑞宣心里说：“到那时候，连富善先生也得收拾行李了！”

虽然这么想，他心中可是极不安。万一要真和了呢？这时候讲和便是华北的死亡。就是不提国事，他自己怎么办呢？难道他就真的在日本人鼻子底下苟且偷生一辈子吗？因此，他喜欢听，哪怕是极小的呢，抵抗与苦战的事。就是小如韵梅与两个日本孩子打架的事，他也喜欢听。这不是疯狂，他以为，而是一种不愿作奴隶的人应有的正当态度。没有流血与抵抗是不会见出正义与真理的。因此，他也就想到，他应当告诉程长顺逃走，应当再劝小崔别以为拉上了包车便万事亨通。他也想告诉丁约翰不要拿“英国府”当作铁杆庄稼；假若英国不帮中国的忙，有朝一日连“英国府”也会被日本炸平的。

七七一周年，他听到委员长的告全国军民的广播。他的对国事的推测与希望，看起来，并不是他个人的成见，而也是全中国的希望与要求。他不再感觉孤寂；他的心是与四万万同胞在同一的律动上跳动着的。他知道富善先生也必定听到这广播，可是还故意的告诉给他。富善先生，出乎瑞宣意料之外，并没和他辩论什么，而只严肃的和他握了握手。他不明白富善先生的心中正在想什么，而只好把他预备好了的一片话存在心中。他是要说：“日本人说三个月可以灭了中国，而我们已打了一年。我们还继续的抵抗，而继续抵抗便增多了我们胜利的希望。打仗是两方面的事，只要被打的敢还手，战局便必定会有变化。变化便带来希望，而希望产生信心！”

这段话虽然没说出来，可是他暗自揣想，或者富善先生也和那位窦神父一样，尽管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可是挖出根儿来看，他们到底是西洋人，而西洋人中，一百个倒有九十九个是崇拜——也许崇拜的程度有多有少——武力的。他甚至于想再去看看窦神父，看看窦神父是不是也因中国抗战了一年，而且要继续抵抗，便也严肃的和他握手呢？他没找窦神父去，也不知道究竟富善先生是什么心意。他只觉得心里有痛快，甚至可以说是骄傲。他敢抬着头，正眼儿看富善先生了。由他自己的这骄傲，他仿佛也看出富善先生的为中国人而骄傲。是的，中国的独力抵抗并不是奇迹，而是用真的血肉去和枪炮对拚的。中国人爱和平，而且敢为和平而流血，难道这不是件该骄傲的事么？他不再怕富善先生的“噢喉”了。

他请了半天的假，日本人也纪念七七。他不忍看中国人和中国学生到天安门前向侵略者的阵亡将士鞠躬致敬。他必须躲在家里。他恨不能把委员长的广播马上印刷出来，分散给每一个北平人。可是，他既没有印刷的方便，又不敢冒那么大的险。他叹了口气，对自己说：“国是不会亡的了，可是瑞宣你自己尽了什么力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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