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瑞尔。网址找回邮件：ltxsba@gmail.com杰斯特罗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苏军厚大衣，沿着波兰西南部的一条路拖着脚步走，雪厚得到了他的脚踝。这支俄国战俘的长长队伍，弯弯曲曲地穿过历史学家称之为“上西里西亚”的那个地区平坦的白茫茫田野。穿绿衣服的党卫军手持棍棒或者机关枪，监视着这个行列。队伍的前面和后面，开着两辆当当直响的军用大卡车，满载着更多的党卫军。这支由莱姆斯多夫战俘营最壮实的囚犯中挑出来的劳工队一路都是步行的。途中死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每天上午十点的饭食是一片类似面包的黑乎乎的木头一样的东西，用蕈麻、坏土豆、烂菜根诸如此类的东西做成的半凉不热的汤。连这样的口粮也经常没有，于是这些人就被解散，在党卫军的枪口下象山羊一样在田地里寻找可吃的东西。每天由十二到十四小时，他们得跟上那些身强力壮的押送的士兵的速度一步步走着，而押送的士兵则每两小时一班轮换着步行和乘车。
班瑞尔。杰斯特罗象橡树一样结实的身体也几乎拖垮了。在他周围，人们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经常是一声不吭，有时候发出一声呻吟或是叫喊。当棒打脚踢都不能使倒下的人醒来的时候，就用一颗子弹打穿他的脑袋。这是一种例行的预防措施，免得游击队可能把他救活并吸收进去。德国人镇静而仔细地用枪把每一颗头颅打得粉碎，在雪地上缩成一团的俄国军大衣的领边留下一大摊红通通的东西。
现在，这支队伍正由克拉科夫向卡托维茨走去；新的路标上用粗黑的德文字母写着，就称作KATTOWITZ.班瑞尔。杰斯特罗麻木地猜想这场长途跋涉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卡托维茨是工矿中心。他大缺少生命力了，寒冷、饥饿和招架不住的疲劳使他太萎靡不振了，以致对于命运怎么会把他带到这些熟悉的地方来，也不感到奇怪了。他把越来越差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盯着前面的那个人。他的腿移动着，但双膝僵直，因为他只怕关节万一放松了，就会弯下去，那么他就会摔倒，于是脑袋就会被打掉。
在四十个年头里这条老路没大改变。班瑞尔能预先说出每一个转弯。他知道，什么时候另一所农屋或是木头盖的教堂会透过细细的、纷飞的干雪出现。特遣队正在朝卡托维茨煤矿去吗？命运还不坏呀！在冬天矿里要比野外暖和。矿工得吃饱才能干活。
尽管步行过程中经历了所有这些苦难，班瑞尔还是感激上帝，他是在这劳工队伍之中，终于离开了那个战俘营。他在上次战争的经历也好，他在华沙犹太区中的生活也好，都无法跟他在莱姆斯多夫所看到的情况相比。这个战俘营并不是真正的战俘营，那儿没有兵营，没有建筑物，没有点名，没有管理机构；没有维持秩序的手段，除了对架在岗楼上的机枪和对夜里耀眼的探照灯所怀的恐惧。全部设施是一片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的露天场地，延伸出去望不到边，在里面圈着二十万快要饿死的人。在东方战线，“日内瓦公约”并不存在。苏联从未在上面签过字。
德国人无论如何都不准备背这么大的战俘包袱。缺乏食物和水的供应。莱姆斯多夫的生活准则是自我保存，战俘们在污秽、恶臭的环境里为了一点可吃的东西吵得面红耳赤，大打出手，生了病也没人过问。死尸乱七八糟地倒在粪土和雪地上。每天在带刺的铁丝网外，死人都在一堆堆被焚化，用木材和废油当燃料。焚尸的火光在晚上照得很远。集中营臭得就象附近有一家庞大的肉类罐头厂，就象那里的动物在进行处理，皮上的毛发或鬃毛在被烧焦。
德国人十一月进攻莫斯科时的战俘补足了这支劳工特遣队的人数。那些在莱姆斯多夫快要死亡的人却是在夏季战役中俘获的。现在他们成了在走动的骷髅，随时都有倒下的人，不管白天黑夜，遍地都是。在莱姆斯多夫形形色色的恐惧之中，有一件事仍然使杰斯特罗吓得没命。他亲眼目睹在探照灯外阴暗的夜色中，一小群一小群战俘饿得发疯了，在集中营一个个结冰的垃圾堆旁转来转去，吃那才倒毙的尸体里柔软的内脏。他白天看到过这种残缺不全的尸体。岗楼看守上的士兵一发现这些吃人的人，就向他们开枪其他战俘抓住了他们，就对他们拳打脚踢，结果了他们的性命。可是，在这些人身上，求生的本领超过了人的天性，因此不再有恐惧。吃人肉的是发疯了的梦游者，只想填饱肚子的白痴，他们枯竭的脑子里还剩下足够的机智在晚上找东西吃，象小狼一样在阴暗处躲躲藏藏。无论在卡托维兹是什么前景，班瑞尔。杰斯特罗知道，不可能比莱姆斯多夫更糟。
然而，看来队伍不是朝卡托维兹进发。前头的队伍向左拐了个弯。这样特遣队就会朝南到奥斯威辛去，班瑞尔是明白这一点的；可是奥斯威辛要这么大批的劳动力去干什么呢？他少年时代进的经院就在那个地方，那是个只有小制造业的市镇，孤零零地座落在索拉河和维斯杜拉河汇合的沼泽地带。它主要是个铁路联轨站。那里没有重活。在路的转弯处，他看见一块写有黑体字的新箭头标志，钉在褪了色的奥斯威辛路标上。德国人在上面用了旧名字。班瑞尔从自己年轻时就记得这名字，那时奥斯威辛还属于奥地利。它不仅象德国名字通常听起来那样刺耳，而且听上去甚至不象奥斯威辛了。
拉宾诺维茨坐着装满生活用品的陈旧货车回来，后面跟着两辆装着淡水和柴油的槽车。这就激起了工作热情，从黄昏一直干到深夜。犹太人叫着、笑着、唱着，把货物传递到舷梯，传过甲板，传下舱口——一袋袋的面粉和土豆，一网袋一网袋生了虫的卷心菜和别的没长好的、疙疙瘩瘩的蔬菜，一捆捆的鱼干以及一箱箱的罐头食品。衣衫褴楼的土耳其船员把输油管和输水管搬到船上，只见这些管子不住地颠簸、跳动着，发出呻吟声；他们扣下舱口盖，笨手笨脚地修理着起锚机，盘起绳索，骂天骂地，用锤子敲打，东奔西跑。这艘旧船象是感染到即将启航所引起的兴奋，吱吱嘎嘎地响着，摇摇摆摆，把停泊的缆绳绷得紧紧的。寒风阵阵掀起大浪涌过防波堤，然而高兴得说个没完的乘客不顾寒风，仍然拥挤在摇晃不定的甲板上观看准备工作。当他们下去就餐时，在耀眼的半圆月下风已越来越大，将近八级了。
娜塔丽穿着一件紫色的绸衣服，脸上搽了点胭脂和口红，犹豫不决地站在拉宾诺维茨舱房门外摇晃的甲板上。紧紧裹住她双肩的是埃伦的灰围巾。她叹了一口气，敲了敲门。
“嗨，喂，亨利太太。”
在肮脏的舱壁上原来钉那些裸体姑娘画片的地方显出一块块淡黄的长方形。除此以外，还是和以前一样充满臭气和凌乱：没有铺好的床、乱堆着的文件、盘旋的烟草烟雾和挂在衣钩上晃动着的衣服所散发出的劳动者气味。他关门时说：“这不是赛拉。爱罗斯基的衣服吗？”
“我是从她那儿买来的。”娜塔丽靠在门口稳住身子。“我讨厌者穿在身上的那件咖啡色羊毛衣服，真是讨厌极了。”
“我们去和尼斯当局谈话的时候，赛拉总是穿这件衣服。她对付法国人倒很有一套。”
“我对她简直不了解。我对于你们所有的人都太不了解啦2”
“你的娃娃怎样啦？”
“病了。他老是抓自己的右耳，他还发烧。”
“你带他去过医务室吗？”
“去过了。他们给了我一些丸药让他吃。”
“嗯。你们和我们一起走吗？”
“我还没拿定主意。”
“这并不困难。”他把办公桌前那张椅子让给她坐，自己蹲在铁甲板上。“怎么对你自己最有利，就决定怎么做。”
“你到底为什么把我们带上船来呢？你只有给自己添麻烦！”
“心血来潮，亨利太太。”他使劲吸烟。“我们由尼斯开船的时候并没打算停在这儿。发电机烧坏了。我只好在罗马弄一台发电机的电枢，同时再弄点儿钱。我和赫布。罗斯联系，他告诉我说你叔叔在那儿。我很钦佩他，所以——一”
“你的乘客都是从尼斯来的人么？”
“不，都不是。他们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锋，现在是难民了，大多数是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他们本打算由黑海边的康斯坦察走——一般都是走这条路线的——可是为他们疏通的那个罗马尼亚人拿了他们的钱跑掉了。他们被犹太人代办处转来转去，转了几个月，最后到了法国的意大利占领区。对犹太人说来，那倒是个不坏的地方，可是他们不管怎么样都要继续到巴勒斯坦去。这正是我要做的事，把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去。瞧，就这么回事儿。”
“你们是直接去巴勒斯坦，还是经过土耳其？我听到过两种传说。”
“我说不准。关于这一点我会在海上收到无线电信号的。”
“要是你们经过土耳其，你就得带你们的人非法穿过叙利亚的山区，是吗？敌对的阿拉伯国家？”
“我以前就这么干过。如果我们能直接回家，我们当然会这么做的。”
“你们的发动机会在海上出毛病吗？”
“不会的。我是船舶机械师。这条船是旧了，可这是法国货。法国人造的船都挺好。”
一可是超员呢？底下那些重重叠叠的铺位——简直象厕所里敞着的长槽！假如又来一次连续三天的暴风雨呢？疾病不就得蔓延了吗？“
“亨利太太，这些人是经常受到恶劣的条件锻炼的。”
“难道你就没想到过，”她拧着手里的围巾。“你们这条船开不成吗？办理离港手续可能只是个圈套，为了要把我叔叔悄悄骗走吗？就在维尔纳。贝克露面之后，你们拿到了你们的文件，这太巧了。”拉宾诺维茨做出表示怀疑的鬼脸。她很快地讲下去。“我现在想到一件事。要是我们离开‘救世主号’的话——我不是说我们会离开——可是要是我们离开，埃伦可以坚持要求直接去土耳其领事馆。我们在那儿等你通过海岸警卫队转播的信号，说你们已经过了三英里线。要是没有信号，我们就要求土耳其给予避难权，并且——你笑什么呀？”
“这儿没有土耳其领事馆。”
“你说过有的呀。”
“他是名誉领事，一个意大利银行家，可巧，是个改变了宗教信仰的犹太人，挺帮忙的。最靠近的领事馆在亚得里亚海边的巴里。”
“唉，见鬼！”
“不管怎样，领事馆不象大使馆那样能给予避难权。”他微笑得更厉害了。“你很费了些脑筋，是吗？”
“唉，我连信号都想好了。”
“真的吗？是什么呢？”
“嗯——”她有些窘地讲了出来——“‘明年在耶路撒冷。’就是逾越节塞德餐的最后一句。”
“我懂得这是什么。”他的笑容消失了，显出严肃认真的表情。“听着，亨利太太，意大利人不需要大量饥饿的无国籍犹太人。我们会走的。你也该来。”
“哦，我应该？为什么呢？”船和码头碰撞，这个烟雾腾腾的小房间也就不住摇晃，使娜塔丽想要呕吐。
“就说因为你的娃娃是犹太血统，就该去犹太人的故国吧！”
“他只有一半犹太血统。”
“是吗？问问德国人看。”
“嘿，难道你不知道我对巴勒斯坦没有感情吗？一点都没有！我是个美国人，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嫁给了一个信基督教的海军军官。”
“给我讲讲你的丈夫吧。”
这个问题使她吓了一跳。她很不自然地回答说：“我有很久没见到他了。他在太平洋什么地方的潜艇上。”
他拿出一个破旧的皮夹，给她看了一个胸脯很大、头发浓密的黝黑姑娘的相片。“那是我的妻子。她是在乘公共汽车的时候被阿拉伯人炸死的，公共汽车炸掉了。”
“那太可怕了。”
“这是八年前发生的事。”
“可你还要我带我的孩子到那种地方去？”
“犹太人到哪儿生活都是在危险之中。”
“在美国就不。”
“在那里你们也是异乡之客。在巴勒斯坦你们就是在家里了。”
娜塔丽从她的钱袋里拿出一张拜伦穿军装的小小彩色照片。“这是我的丈夫。”
当拉宾诺维茨皱着眉头看照片时，拜伦的形象又在她的记忆中再现了。“他看上去挺年轻。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几个月来，她一直把她结婚的事置之脑后——那些愚蠢决定把她弄得晕头转向，结果独自躺在外国医院里生产，痛得神志昏迷，周围尽是陌生面孔，耳朵里听到的是似懂非懂的用意大利语讲的医学用语。尽管一看到红彤彤的皱皮肤娃娃，她的心中就充满了美妙的爱情，但她当时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给毁了。她现在或多或少仍然这么认为。可是当她向这个巴勒斯坦人简单叙述往事的时候，拜伦。亨利的魔力和闯劲、他的机灵、他的孩子气的吸引力，全又从她心底涌起；还有，不管事情办得多么轻率，在里斯本短暂的蜜月是无比甜蜜的。她想——尽管她没对拉宾诺维茨说这些——享受过那样的欢乐，哪怕一辈子不能恢复健康也是值得的。何况，她又有了路易斯。
拉宾诺维茨倾听着，接着刚拍完的烟又点了一支烟。“你从来没碰到过象他那样的犹太小伙子吗？”
“是呀。和我一起出去玩的全都是些立志做医生、律师、作家、会计师或是大学教授的人。”
“中产阶级类型的。”
“是的。”
“带你儿子到巴勒斯坦去。他会长成象他父亲那样讲究实干的人。”
“万一发生意外呢？”娜塔丽怕自己在这儿码头旁边就可能晕船。这样摇摆真叫人直想呕吐。她由椅子上站起身，靠着舱壁。“我希望这条船能横渡地中海，可是以后怎么样呢？最终关进英国集中营？要不然带着一个娃娃穿过阿拉伯山区，被开枪打死或是被俘后杀死？”
“亨利太太滞他到锡耶纳会很危险。”
“那我也不知道。我叔叔和贝克一起吃中饭的时候，打电话和我们在罗马的代办谈过。代办劝埃伦去锡耶纳。他把这次航行称作我们的一次不必要冒险。”
“你们的代办让他相信一个希特勒的官僚吗？”
“他说他很了解贝克。他不是纳粹分子。我们自己的外交部门尊重他。贝克提出明天开车带我们回罗马去，直接去大使馆。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而且，老实讲——咐！”这小舱房的甲板剧烈地颠簸了一下。娜塔丽站不稳了，他跳起来扶住她，她倒在他身上，她的**撞在他的胸上。他紧紧的攥住她的两只上臂，随后轻轻地把她拉开。
“稳住。”
“对不起。”
“没关系。”
他松手把她放开了。她勉强笑了笑。她的双臂和**都感到痛。
“风向一直逆转着。气象报告也不好。可我们还是天一亮就开船。”
“这倒可能解决了我的问题。也许贝克不会那么早就来。”
“他会的，你最好作出决定。不过，对你来说这是个麻烦的问题，我看得出来。”
埃伦。杰斯特罗身穿蓝色的浴衣，稀疏的灰白头发都被吹乱了，他敲了敲门，随即打开门。“对不起打扰了。娃娃动得很特别，娜塔丽。”她的脸吓得变了样。“先别害怕，马上来看看。”
拉宾诺维茨抓住她的手臂，他们一起走了出去。他们在月光下狂风扫过的甲板上急匆匆地跑着，娜塔丽被吹得披头散发。路易斯躺在床铺上篮子里，眼睛闭着，握紧着的拳头不断地向左右挥动。
“路易斯！”她俯身朝着他，两只手放在他扭动着的小小身体上。“孩子，孩子！醒醒——啊，他怎么不睁开眼睛啦！怎么回事啊？他这么乱扭着身子！”
拉宾诺维茨把裹着毯子的孩子抱了起来。“这是发烧引起的痉挛。别着急。婴儿痉挛很快就会好的。”路易斯的脑袋猛地从毯子上抬起来，眼睛仍然闭着。“我们带他去医务室吧。”
娜塔丽跟着他，跑到下层甲板那里光线阴暗、臭气扑鼻——厕所的臭气、挤在一起好久没洗澡的身体和衣眼发出的臭气、人嘴里呼出来的陈腐的臭气混成一股恶臭。拉宾诺维茨挤过在医务室门外的阻塞了通道的长队。在窄小的漆着白漆的舱房里，他把婴孩递给医生。那是一个形容枯槁的灰胡子老头，穿着一件肮脏的白大褂。医生愁容满面地解开裹着路易斯的毯子，看了看扭动着的身子，同意说这是痉挛。他无药可给。他用嘶哑、虚弱的声音、用德国意第绪语叫娜塔丽放心；“就是这个发炎的右耳朵引起的，你知道，发烧是并发症。我肯定这跟脑子无关。你可以指望他很快就会好。不会有不好的后果。”他看上去并不象他说的话那么高兴。
“洗个热水澡怎么样？”拉宾诺维茨说。
“行啊，有好处的，可是这条船上没有热水，只有冷水淋浴。”
拉宾诺维茨抱起了路易斯，对娜塔丽说：“来。”
他们急急忙忙走下通道，到船上的厨房里去。这厨房哪怕在晚上已经收拾干净，关上了门，就象现在那样，仍是臭烘烘、油腻腻的。不过，有一件设备，一个巨大的桶，在摇曳的电灯光中闪闪发亮。汤是难民伙食中的主要东西。拉宾诺维茨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了这个饭店锅炉，安装在这里。他敏捷地打开龙头和阀门。水流进了大桶，从桶底下一个喷嘴里蒸汽噗噗地冒了出来。
“试一试，”几秒钟后他说。“太烫吗？”
她把一只手浸了一下。“不。”
她挽起了自己紫色的衣袖，脱光那个扭动着的婴儿的衣服，把那小身体浸在温水里，直浸到下巴。“在他头上也弄一点水。”她照做了。路易斯僵直的背不久放松了。拉宾诺维茨又放进了些冷水。痉挛减轻了，她的儿子在她手里变软了，她怀着激动的希望看了拉宾诺维茨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