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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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贰玖“宋辕生诗序”云：

吾友宋子辕生，世为云间人。膏梁世族，风流籍甚，而能折节读书。

同书贰捌“宋直方〔徵舆〕林屋诗草序”云：

往余在京师与陈大樽游，休沐之暇相与论诗，大樽必取直方为称首，且索余言为之序。当是时大樽已成进士，负盛名，凡海内骚坛主盟，大樽睥睨其间无所让，而独推重直方，不惜以身下之。余乃以知直方之才，而大樽友道为不可及也已。于是言诗者辄首云间，而直方与大樽舒章齐名，或曰陈李，或曰陈宋，盖不敢有所轩轾也。

王贻上士祯池北偶谈二二“宋孝廉数学”条云：

云间宋孝廉幼清，直方父也，精数学。直方生时，预书一纸缄付夫人曰：“是子中进士后乃启视之。”至顺治丁亥捷南宫，开前缄，有字云：“此儿三十年后当事新朝，官至三品，寿止五十。”后果于康熙丙午迁副宪，至三品。明年卒官，年正五十也。

寅恪案：梅村集中关于宋氏父子兄弟之材料颇多，今不悉引。即就上所录者观之，亦可略见宋氏为当日云间名门，而辕文之特以年少美材著称，尤为同辈所不能企及也。渔洋所记宋懋澄预知其子徵舆之官品及卒年事甚为荒诞，自不必辨，当是由梅村幼青墓志中白正蒙预知幼青卒年一事，辗转附会成此物语耳。但辕文卒于何年志乘未载，据此物语乃可补其缺遗，亦可谓废物利用矣。依渔洋所言，辕文卒于康熙六年丁未，年五十岁，然则辕文当崇祯四、五、六、七年之时其年仅十四、五、六、七岁，实与河东君同庚，而大樽则十年以长，其他当日几社名士年岁更较辕文长大，即此一端可知河东君之于辕文最所属意，其初情之好或较甚于存我大樽自非无因也。惟吾人今日广稽史料，尚未发现直接根据足以证实钱肇鳌之说，然于间接材料中得有线索，可以知辕文在此时期实有为河东君而作之文字。此作品今已亡佚，但亦足明钱氏所言之非诬。

据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话类”下云：

黄九烟曰，兰陵邹祇谟董以宁辈分十六艳等词，云间宋徵舆李雯共掸春闺风雨诸什，遁浦沈雄亦合殳丹生汪枚张赤共仿玉台一杂体。余数往来吴淞，间过之，欲作一法曲弁言而未竟，殊为欠事。

寅恪案：今检邹祇谟丽农词上小令惜分飞第二体“本意。康寅夏作”十六首，皆为艳体，后附王士祯评语云：“阮亭云：名士悦倾城，由来佳话。才人嫁厮养，自昔同怜。程村惜分飞词凡四十余阕，无不缠绵断绝，动魄惊心，事既必传，人斯不朽，正使续新咏于玉台，不必贮阿娇于金屋也。今录其最合作者十六首如右，俾方来览观者，虽复太上忘情，亦未免我见犹怜之叹尔。”又序略云：“仆本恨人，偶逢娇女。斯人也，四姓良家，三吴稚质。霍王小女，母号净持。邯郸才人，终归厮养。左徒弟子，空赋娇姿。”同集同卷中调簇水“问侍儿月上花梢几许”附评语云：“阮亭云：邹董诸子分赋十六艳诸词，率皆镂肠鉥胃之作。花间草堂后，正不可少此一种。”

寅恪案：邹氏序“四姓”“三吴”及“霍王小女”之语，知其情人为朱姓吴人，殆故明之宗室耶？今无暇详考，但必与河东君无关，可以决言。又观孙氏编十五家词二玖董以宁容渡词，其中艳体触目皆是，尚未见有与邹氏惜分飞十六首相应者。然据阮亭“邹董诸子分赋十六艳体诸词”之言，由董氏必有十六艳之作无疑也。殳丹生词，则王昶明词综捌所选录者仅一首，殊难有所论证。沈雄词茲见于王氏国朝词综一肆者亦止浣溪沙“梨花”两首，第壹章末已移录论及之。至汪枚张赤两人之词则以未见，不敢置言。所可注意者，陈忠裕全集诗余中有关涉春闺题目之词虽前后分列，而其数亦不少，不能不疑其即是为河东君而作之“春令”。斯问题俟后详论，茲暂不涉及。今所欲论者，即关涉河东君与辕文之公案也。

李雯蓼斋集叁伍与卧子书第二通略云：

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犹之壮夫作优俳耳。我兄身在云端，昂首奋臆。太夫人病体殊减，兄之荣旋亦近，计日握手，不烦远怀。

寅恪案：舒章书云“我兄身在云端”，又云“太夫人病体殊减，兄之荣旋亦近”。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乙丑条略云：“榜发，予与彝仲俱得隽，而廷对则予与彝仲俱在丙科，当就外使。予观政刑部。季夏就选入，得惠州司李。抵瀛州，闻先妣唐宜人之讣。”然则舒章此书作于崇祯十年卧子选得惠州推官之后、唐宜人未卒以前也。舒章所谓“春令”，当即卧子诗余中有关春闺艳词。舒章既言“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则卧子等艳词疑是与舒章同和辕文之作。今辕文集不可得见，蓼斋集中又少痕迹可寻，恐经删改。

辕文既为“春令”之原作者，则此原始之“春令”当作于辕文与河东君情好关系最密之时，即自辕文白龙潭爱情考验以后，至河东君持刀斫琴以前之时，后来与辕文连类之友人，直接与河东君有关系之卧子及间接与河东君有关之舒章，比仿辕文原始之作品继续赋咏，而辕文亦复相与酬和也。至黄氏所言邹董沈殳诸人中，今唯考得董氏生于崇祯二年已巳，卒于康熙八年已酉，年四十一，其余诸人之生年及籍贯与陈宋李三人虽皆不远，然年龄资格究有距离，自不能参预卧子舒章辕文等文酒狭邪之游会。况据邹氏惜分飞词序所指之人明是别一女性，与河东君无关涉也。故邹董等所赋艳词与陈李宋之“春令”乃是两事。黄氏之意本有分别，读者不可以其同为玉台之体，遂致牵混，目为一事。因特附辨之于此。

复次，辕文经白龙潭寒水浴之一度爱情考验以后本可中选，意当日辕文未娶妻，其母施孺人不欲其子与河东君交好乃事理所必然，而辕文年尚幼少，又未列名乡贡，在经济上亦必不能自立门户，故受母责怒即与河东君稍疏也。

钱肇鳌所言驱逐河东君之郡守，据嘉庆修松江府志叁陸职官表载：“方岳贡，谷城人，进士。崇祯元年至十四年，松江府知府。”同书肆二方岳贡传略云：“方岳贡字四长，谷城人。”同治修谷城县志伍耆旧门方岳贡传云：“方岳贡字禹修，号四长，谷城人。又陈忠裕全集卷首自撰年谱崇祯二年己巳条云：时相国谷城禹修方公守郡，有重名，称好士。度诸生，拔予为第一。”考之，知是方岳贡。方氏在崇祯六年七年间虽已极赏大樽，然未必深知辕文。河东君于此时已才艳噪于郡会，自必颇涉招摇，故禹修欲驱之出境。此驱逐流妓之事亦为当日地方名宦所常行者，不足怪也。河东君之请辕文商决，其意当是欲与辕文结婚，若果成事实，则既为郡邑缙绅家属，自无被驱出境之理，否则亦欲辕文疏通郡守为之缓颊，取消驱逐出境之令。殊不知辕文当时不能违反母意迎置河东君于家中，又不敢冒昧进言于不甚相知之郡守，于是遂不得不以“姑避其锋”之空言相搪塞，而第二度爱情之考验辕文竟无法通过矣。以河东君之机敏，岂不知辕文此时处境之难？然爱之深者望之切，望断而恨生，更鄙辕文之怯懦不肯牺牲，出此激烈决绝之举亦事理所必至。辕文当时盖未能料及，因骇愕不知所措也。

此事之发生，其可能之时间殊难确定，虽至早亦可在崇祯五年壬申，然此年之可能性不多，故可不计。就常情论，疑在崇祯六年癸酉，或七年甲戌。依上文所推测，河东君出自周家流落松江，至早或在崇祯四年辛未，而最可能则在五年壬申，白龙潭寒水浴之考验亦最可能在五年冬季举行。但辕文因第一次之考验及格，遂与河东交好，自此时起至其母施孺人怒责因而稍疏之时止，其间当有将及一年或一年以上之时日，在此两时限之间，方四长必尚无驱逐河东君出境之令，故四长出令至早当在崇祯六年之秋，至迟则在崇祯七年也。若在崇祯六年秋间，恐与陈忠裕全集壹伍陈李倡和集中“秋夕沈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七律二首之二云“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有关。此两句诗意盖谓河东君在周家已如杨玉环之鹦鹉，几被杀而放逐，今则又不可如杜鹃之啼“不如归去”而驱逐出松江之境，归去原籍吴江盛泽镇也。若禹修出令在崇祯七年，则或更与大樽集中崇祯八年春间及首夏为河东所作诸诗词有关。此端俟下文考河东君与陈氏之关系时再详论之。

至于方氏此令是否执行今虽无以确知，然除上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言，崇祯九年丙子河东君实居吴江盛泽镇外，其他时间，就所确知者，如崇祯七年甲戌及九年丙子曾游嘉定，十二年已卯春间至十三年庚辰春间曾在杭州，是年又曾养疴嘉兴，复于冬间至十四年辛巳春间居常熟，则俱为短期旅行或暂时访问之性质，而河东君于崇祯十四年春间至仲夏六月七日与牧斋结缡以前固住在松江，其时任松江知府者仍是方岳贡。职此之故，颇疑驱逐之令未成事实，当由倩人为之缓颊所致，而其间必有待发之覆，自无疑义也。

辕文自失爱于河东君后，终明之世未能以科名仕进，致身通显。明季南都倾覆即中式乡会试，改事新朝，颇称得志。而河东君则已久归牧翁，东山酬和集之刊布，绛云楼之风流韵事，更流播区宇、遐迩俱闻矣。时移世改，事变至多，辕文居燕京位列新朝之卿贰，牧斋隐琴水乃故国之遗民，志趣殊途绝无干涉。然辕文不自忏悔其少时失爱于河东君之由，反痛诋牧斋以泄旧恨，可鄙可笑无过于此。

茲节录痛名第二拾种国变难臣钞纪牧斋事附宋徵舆上钱牧斋书略云：

侧闻先生泛轻舟，驾华轩，惠然贲于敝邑。惟敝邑之二三子及不佞徵舆在远闻之，以为先生有岁时之事，信宿而已。日复一日，惠驹不歌。且闻诸从者曰难返，将数至焉。呜呼！以先生之密迩，曾不闻敝邑之病乎？敝邑狭小，有明之末因于烦赋，顺治二年大兵攻焉，宿而守之，为之将者若李若吴，皆叛师也，其为郡守者若张若卢，皆残吏也，视民如仇，而慑之以军。十年以来，无岁不灾，无家不役，今郭以内皆列伍也，郭以外百金之家可籍而计也。江南诸郡，松难深矣。邀天之幸，获一廉守，鸠我残黎，而又以法去。今亦惟是新帅纪律，新守之惠义，若时雨焉。小人闵闵皇皇耕鞭五谷，知其卉麻，以庶几供旦晚之命，如是而已，而何足以淹从者？且先生少怙隽才，壮而通显，所事者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及弘光帝以至今朝廷，历六君矣。自庚戌通籍至于丁酉，四十八年矣，所变亦已广矣，所取亦已侈矣。丑于记而给于辨，游人文吏亦内服矣。宜乎动为人师，言为人则，而乃不能割帷薄之爱，负难受之声，忘其蘧蒢，而傲其谑浪。是以谤言流传，达于行路，使我三吴之荐绅言及变色无以应四方之长者。先生虽不自爱，其若虞山之水何？呜呼！鬼神不吊，延先生以年，其将益其疾，而降之大罚耶？抑使先生自播其行以戒我吴人耶？未可知也。然如先生者可以归矣！可以休矣！南使之便，敬布腹心，惟先生加意焉！

寅恪案：有学集柒高会堂诗集“高会学时酒兰杂咏序”云“不到云间十有六载矣”，序末云“丙申阳月十有一日收于青浦舟中”，可知牧斋实于顺治十三年丙申冬季在松江。辕文作此书在顺治十四年丁酉任职北京时，故云“不佞徵舆，在达闻之”“〔先生〕自庚戌通籍，至于丁酉，四十八年矣”及“南使之便，敬布腹心”也。其实牧斋自顺治三年丙戌辞官自燕京南归后，即暗中继续不断进行复明之活动，是以频岁作吴越之游，往往借游览湖山或访问朋旧为名，故意流播其玩景物、移情声乐之篇什，盖所以放布旧君者，不可同日而语。观其书中“不能割帷薄之爱”一语，如见其肺肝。噫！自顺治十四年丁酉辕文作此书之时，上溯至崇祯七年壬申或六年癸酉辕文与河东君决裂之时，其间已历二十五六年之久，何尚未忘情耶？夫辕文因己身与河东君之故痛诋牧斋，固已可鄙，似犹有说，而王胜时以其师与河东君之故，复附和辕文，集矢钱柳，则殊可笑，实更无谓也。辕文书中又云“且闻诸从者曰，虽返，将数至焉”，盖牧斋之至松江实际说提督马进宝即辕文书中所谓“新帅”以响应国姓进攻崇明南都，此为牧斋复明活动之一端，俟后第伍章详论之。或谓辕文于此中秘密似有所知，而尚未得确证，故未告诸清廷捕杀牧斋，以报其私怨也。鄙意此时清廷尚欲利用马进宝，揆之清初驾驭汉奸之常例，即使辕文言之于清廷，恐清廷不但不接受其告密，转而因此得罪。斯又怯懦之辕文所以虽知牧斋有所活动，而终不敢为告密之举欤？

又蔡练江澄鸡窗丛话“古来文人失节修史”条附录宋辕文杂记云：

娄东王冏伯，弇州长子也。家有一书，编辑先朝名公卿碑志表传，如焦氏献征录之头。而益以野史，搜讨精备，卷帙甚富。冏伯殁，牧斋购得之，攘为己有。乃更益以新碑及闻见所记，附会其中。喜述名贤隐过，每得一事必为旁引曲证，如酷吏锻炼使成狱而后已。以是捃摭十余年，漫题卷上曰秽史。书成之夕，其所居绛云楼灾，即编纂之地也，所谓秽史者遂不可后见。乃取程孟旭年撰列朝诗选，于人名爵里下各立小传，就其烬余所有及其记忆而得，差次成之。小传中将后及人隐过，或以鬼神事戒这，乃惧不敢。然笔端稍滥，则不能自禁。吾邑张雪窗云，牧斋诗人小传人多称之，而意见偏谬则有如辕文所言者。近日顾芝严序吾邑史氏致身录云，王褚下流，变乱黑白，不能自即于正，每力排正气，以为容身之地。呜呼！其不能逃于公论如此。人品如斯，何怪乎诗学之谬也。

寅恪案：辕文所记甚谬，朱长孺鹤龄尝辞而辟之矣。茲附录其愚庵小稿拾“与吴梅村祭酒书”于后。至吴氏有无后书今不可知，以意揣之，骏公与钱宋两人交情俱极深厚，必难措词，当是置之不答也。

朱书云：

忆先生昔年枉顾荒庐，每谈虞山公以著作之盛，推重諈诿，不啻义山之欢韩碑。乃客有从云间来者，传示宋君新刻，于虞山公极口诟詈，且云其所选明诗出于书佣程孟阳之手，所成秽史乃掩取太仓王氏之书。愚阅之不觉喷饭。夫虞山公生平梗概千秋自有定评，愚何敢置喙。若其高才博学囊括古今，则敻乎卓绝一时矣。身居馆职，志在编摹，金匾之藏，名山之业，无不穷搜逖览。乱后悯黙，乃取而部分之，自附唐韦述元危素之义。未及告成，熸于劫火，秽史之名何自而兴？夫古之撰文者，自司马迁班固而下，如新唐书之修因于刘煦，五代史之修因于薛居正，凡载笔之家莫不缀缉旧闻，增华加丽。弇州藏史未定有无，即使果出前贤，采为蓝本排缵成书，亦复何害？宋君乃用此为哓哓耶？鹊巢鸠居，厚诬宗匠，不足当知者之一粲。而愚敢斥言之于先生者，以其文援先生为口实也。先生夙重虞山公文章著作，岂有以郭象壮解、齐丘比化书轻致訾謷者？愚以知先生之必无是言也。先生诚无是言，当出一语自明，以间执谗慝之口。如其黙黙而已，恐此语荧惑见闻，好事之徒将遂以先生为口实。

又同书壹叁“书王右丞集后”云：

王右丞为子美前辈，子美赠王中允诗何等推重，且深为湔雪其陷贼之故，而右丞集中从无一诗及之，何也？岂有之而集中偶佚耶？何为西壮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说者以王给事即王右丞，未免有不足之意。然此语亦惜之，非识之也。右丞与郑虔同污禄山伪命，乃子美诗皆无刺语，可见古人用心忠厚，非独以全交情也。今人诡辩于才名轧己者，必欲发其瘢垢，掊击不啻仇。解之者则曰文士相倾，自古而然。呜呼！使诚为文士也，岂有相倾者耶？

可知朱氏自比少陵，不以王郑受污禄山伪命而与之绝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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